临工,卖点小菜,或者借势做点生意,多好的事情呀?另一派则不肯苟同:不要想那些好事,这么多年来,镇里村里,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水库一旦被挖垮了,污染了,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我们可是坐地户,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
投资人不投资了,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舅舅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随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坐牢么?”
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法律上讲不通的。我叫大表哥放心,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真要告上法庭,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但起诉一事,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究竟怎么处理,他们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放心了。
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
可直到走进院子,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生病了?
进屋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他在厢房掰玉米。横拿着玉米棒子,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一边是玉米棒子,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就让它们混在一起。我进去后,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要给我倒水。我忙说自己来。
“村子里不是有脱粒机吗?怎么不用那个。”
“用不着。”
“是不是大表哥舍不得钱呀,听说脱粒机租一天三十。”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
“这么多,好久才搓得完呀?”
“搓不了好久,反正我又没别的事。”
“我听说,现在连副镇长都怕你了,都不敢到冉姓坝来了,你真厉害呀。”我以为这个玩笑可以让他高兴,没料到他看了我一眼:“怕我?怕我就不到处挖坟了。”说着生气把玉米棒子向下一擦,划拉下一大把玉米。
这时在辣椒厂打工的表哥表嫂回来了。辣椒厂是重庆一个食品厂的分厂,正在搞基建,冉姓坝好多人都在那里做工。
大表哥还是老样子,慢吞吞的。表嫂则抑制不住兴奋,因为辣椒厂建好后她可以去当工人,往玻璃瓶里灌装各种油辣椒。
从大表哥的话中得知,舅舅已经不上树了。我问是不是副镇长或者什么人不准他上,或者是村里别的人甚至家里人不准他上,他说都不是,是他自己不想看也不想吼了。
“怎么了?”我略为不安地去问舅舅,“为什么不到树上去了?”
“上去干什么呀?”他反问我,继续掰他的玉米,我在屋子外面和大表哥说的话他大概听见了,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看得我眼睛胀!”积聚在心头的不快使他激动起来,但随即以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嘟囔着:“看树,树早就被砍了……看山,山早就变样了……看人,早就不是以前那些人了……幸好我死也死得了……竹儿回来,怕也找不到路了……”他的眼泪滚出来了。
我尽力安慰他,应该往宽处想,这些年变化大,说明社会进步快,村里人有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嘛。
“我晓得是好事,可就是忍不住,心头怪怪的。”他说。
从舅舅家出来,我看见有人正在测量地形。在舅舅家对面,将建一座水泥厂,这个厂以前在市里面,嫌排污费太贵,选来选去,看中了冉姓坝储量丰富的石灰岩和黏土岩,决定搬到乡下来。据说,还有一个中药制药厂,也正在商谈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