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是悲剧角色的李经方

    李鸿章不像他的哥哥李瀚章那么多子多孙，他只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经毓、经远、经进均夭折）。其中长子李经方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不过这个过继对李鸿章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方过继过来几年之后，这位四十二岁的老爸，终于有了亲生儿子李经述。

    李经述生下来时，李经方已经念书了，仍是以长子的身份留在二房，先在家塾读书应科举，中举后在其父的安排下跟洋人学外语，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后来成为李氏家族中，帮老太爷办外交的最重要的帮手，因此也沾了不少“卖国贼”的“光”，如前所述，他被世人号为“割台大臣”。

    他一生既没有赶上他的父亲一辈打仗立军功的年代，也没有在日益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在纱厂、电厂、电报局之类的单位捞个肥缺干干，而是跟在老爸身边，干那些最不讨好的“弱国无外交”的行当，所以他一生政治上始终不得尽放光彩，只能是郁郁寡欢。尽管他极其聪明能干，精通五国语言文字，又写得一手极帅的隶书和行草，人也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但“大方向”总是被老爸圈住了。就此说来，他的过继给老二房，对他本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情。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早年在家乡读书习字，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法则读书做官。他书读得不错，很快进身为府学廪生（秀才中的优等生），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即现在的李公祠大街一带）。

    李经方从南京（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北上，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亲见其父身边的土、洋幕僚，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到了1894年甲午之役之前，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那时一般官场上的聪明人，都视洋务官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畏途。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立富强之基”，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首先尝到了当外交公使的滋味。他回乡探亲的时候，乘了一艘小火轮，乡人见了也骂他洋奴、洋鬼子。那时当外交官，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处处受洋人的气……这些倒还都在其次，难缠的是“正人君子”们动辄以“卖国”相讥，使人腹背受箭而危机四伏，况且清廷遇事并无定见，常常朝三暮四，你就得来回折腾，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官，是时人常识。

    然而李鸿章与众不同，偏偏要他的子孙们捡这个酸果子吃。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正经干过“党政军”，而主要是从事外交。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李经述长期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主要露面的机会，是陪同李鸿章1896年出使欧美列国，那是次著名的系列外交活动。可是还没等他手脚放开，李鸿章去了，他也跟去了。李经迈的正经职业也是外交，曾任钦差出使奥国，还作为随员陪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大清王朝完蛋了才去打理自己的买卖，搞房地产开发的。世人都骂李卖国，难道他刻意要儿孙也去背卖国的黑锅吗?有谁能体味李彼时彼刻真正的用心呢?

    李氏家族四五代人，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大多是些会办、襄办之类的中层干部，而驻外公使、钦差倒出了一大堆，如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都有，不知是由于李鸿章的迂腐呢，抑或是胸襟呢?反正李经方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

    李鸿章把长子拖上办外交的“贼船”，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

    他心里着急，于是变着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据刘晦之《异辞录》）。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都被其老爸“消灭”了，最后，他就只有乖乖地去画押“割台”的份儿了。

    李经方又一次的精神亢奋点是庚子议和前夕。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清廷十二道“金牌”要他火速北上议和，不得稍事延误，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

    他们北上到达上海时，因北方打打杀杀已混乱得不可收拾，无法前去，京城里更进不去，八国联军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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