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难以杜绝的家庭暴力

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可*作性差。

    （2）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伤害案件及虐待案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因很多人都不去投诉，这就出现了施暴者即使在警察眼皮底下也敢为所欲为，而司法人员却不去制裁的状况。

    （3）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增加了办案难度，没有确凿证据，致使执法部门难以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执法和法律援助的力度不强，缺乏执法监督机制。目前，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打击不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三）经济原因

    从调查的情况看，有部分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

    （四）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

    发生暴力的家庭往往婚姻基础不稳固，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

    （五）妇女自身原因

    家庭暴力是男性对女性人权的侵犯，由于妇女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个性心理等原因，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无疑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

    三、家庭暴力的特征：

    1.发生于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主体来看，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具用持定的亲属关系。施暴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受害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受害者大多数为妇女、儿童或老人往往因为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和自卫能力，同时，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因此，长期对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采取忍让态度，从而导致施暴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受害者的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受害者的临床损伤特点典型损伤包括：挫擦伤，小的撕裂创，主要集中在头面部、颈部、躯干部，与其它致伤原因、类型比，*、*、腹部损伤较为常见。

    3.施暴者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的。有的男方为强占房子、财产殴打妻子，逼其先提离婚；或是第三者插足以后，丈夫对妻子拔拳相殴，逼其离婚；有的双方或一方为下岗或无业人员，生活困难，男方承受不了生活压力为泄苦闷殴打妻子和孩子等等；

    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宣传和法律支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宣传作用不可低估。通过普法宣传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是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强全社会维护女女儿童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新《婚姻法》、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作为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观念。对实施家族暴力、遗弃和虐待家庭成员的人要敢于曝光，揭露其丑陋的灵魂，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同时执法部门对违背法律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怠，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

    （二）健全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依法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

    首先，要加强立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有关内容和惩治力度，使惩治对妇女暴力的法律法规更加完整、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使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其次，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化工作网络。近几年来，我市相继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家庭暴力致伤鉴定中心，为受害妇女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建议各级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协调各部门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

    （三）提高婚姻质量，争创五好文明家庭，从根本上消减家庭暴力的发生

    夫妻互敬互爱是消除家庭暴力，提高婚姻质量的关键。要在全市城乡家庭中大力开展五好文明家庭争创活动，提高家庭成员素质，提高婚姻质量，促进家庭文明，从根本上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贫困人口是构成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组成部分，它一般因收入极低或无收入来源造成，包括传统的城镇“三无”人员、乡村“五保户”以及人均收入低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或乡村贫困线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口由于缺乏收入来源，其生活往往处于极端贫困状态，通常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相应的救助才能维持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根据不同的口径综合估算，中国城镇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约万人，乡村极端贫困人口约3000万人。贫困人口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不仅仅是基于最低营养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还有疾病医疗、子女教育及住房等方面的救助需求，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综合的社会保障机制。